邓丽君:唱尽世间情 未恋凡人心
“邓丽君”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。
对于整整一代人而言，她的到来宛如神赐。
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将会是在那里。日子过的怎么样，人生是否要珍惜。
她的歌声清幽脱俗、浑然天成，她的笑容温润甜美、柔情万千。
当年，她打开的不仅是一代人的耳朵，也唤醒了无数久处情感蛮荒之中的心灵。
父母很早就知道，邓丽君有一副好嗓子，8岁的小丽筠已开始接受启蒙恩师李成清的歌唱指导，展现出极佳的艺术天赋，不但歌词很快就会背，曲调更是听过不忘。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女儿后来凭着这一特长，不仅改变了全家人的经济状况，还成为华人世界的一位巨星。
13岁那年，邓丽君参加了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，以一曲《采红菱》夺得冠军。次年，她从中学休学，加盟宇宙唱片公司，当年即推出前列张唱片《凤阳花鼓》。
1968年，邓丽君开始在一些歌厅登台演唱，并参演电影，也曾在电视台主持节目。 邓丽君曾拍过一部叫做《歌迷小姐》的电影，扮演一个被大歌星发掘的爱唱歌的女孩子，在里面的形象是扎两个小辫，穿白衣黑裙，一蹦一跳地唱歌。其实，那就是邓丽君的本来性格：一个温柔活泼又带点淘气的女孩子。
后来，在公司的安排下，邓丽君走出台湾，长达4年的东南亚巡回演出，奠定了她在香港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地的巨星地位。
一位和邓丽君跑过场子的歌手在香港报刊上回忆说，当时邓丽君赶场很凶，一天跑五六个，每天能拿到的薪水是当时普通打工仔两个月的收入，18岁就在香港买了别墅。
1973年，邓丽君决定赴日本发展，从此，走上漫长而艰辛的“天后之路”。1974年，她以一曲《空港》获得当年日本“最佳新人歌星奖”等多个奖项。收入这首歌曲的唱片的总销量，也达到75万张。
1986年，邓丽君被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评为“世界七大女歌星”和“世界十大最受欢迎女歌星”，成为唯一同时荣获这两项殊荣的亚洲歌手。
1987年之后，邓丽君因早年工作劳累过度，导致身体状况不佳，甚至必须改变唱歌的方式，不再用丹田音，就是为了缓解身体的疼痛。由于邓丽君经常使用含有激素的药物难免导致身材水肿，但又要演出，为了给观众一个好的形象，不得不迅速减肥。这样经常忽胖忽瘦，对身体危害极大。
1989年，邓丽君移居法国，在当地购屋置产，过起了近乎隐居的生活。次年5月，她的父亲去世。噩耗传来，她因悲伤过度而病倒，以致未能回台奔丧。
1994年冬天，邓丽君因一场感冒演变成哮喘，病上加病。
1995年5月8日，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结束了她美丽而短暂的一生——当天，年仅42岁的邓丽君因哮喘病猝发，一位华人世界的歌坛巨星，就这样香消玉殒。
她从不寻求夸张奇突的造型，也不标榜与众不同的个性，不靠绯闻搏宣传，也不靠多变的风格吸引眼球。
虽然在演艺圈这个纷杂之地，不可避免地被媒体追踪，纠缠，终生未婚的经历和几次无疾而终的恋情都是公众关注的“猛料”，但是她一向含蓄以对，不出恶言。 曲折的经历并没有使她的作品罩上怨气，反而在她的歌声中增添了更多的成熟韵味。她的人和她的歌都有一种让人安定的力量，甚至只听她的声音就能感觉到她的微笑。
愿将欢笑声，盖掩苦痛那一面。 悲也好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。 在20世纪最后一年，香港电台综合专业推介与民意选出的“20世纪十大中文歌曲”，邓丽君名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昂首入选。
而在当年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及日本纷纷举行的类似“20世纪不朽名曲”选举活动中，邓丽君是唯一一位在三地都有歌曲获选的歌者。 20世纪歌坛的灿烂星光，几乎被她一人独占。
在大陆，最早听到邓丽君歌声的人，肯定不是“良民”。 那时海峡两岸冰冷对峙，很多人最早是从“敌台”聆听到她的歌声，就像一个人们夜夜幽会的神秘情人。
当年，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：“白天听老邓，晚上听小邓。” 虽然那时媒体用“靡靡之音”之类的借口封杀她的歌声，但丝毫没影响民众对她的喜爱和传播。没有任何包装或炒作，她就这么温存地抚慰了亿万人的心灵，成为一代人心中永远的偶像。
关于邓丽君歌曲的“解禁”，当年还曾引起了种种传说。 一种传说是：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，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?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：“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。” 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，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，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，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。
在1987年，《邓丽君自选歌曲两百二十五首》首度在北京发行。邓丽君开始有了到大陆演出的想法。 她原本计划以敦煌壁画为背景，结合中国古典四大美女的图像，在北京举办一场华丽的演唱会。遗憾的是，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。
邓丽君是香港人记忆里国语时代最后的歌女，但联想到她的个人身世，你会觉得那笑容里满是凄凉。 或许正是如此，在经典爱情电影《甜蜜蜜》中，编剧岸西才会和导演陈可辛一同将邓丽君作为一个时代的背景。
邓丽君的初恋在十八岁那年发生，对象是马来西亚万字票王林水成的侄儿林振发，他比邓丽君年长八岁。1971年，两人因朋友的介绍而认识。林对她体贴入微，在邓丽君登台期间，林振发每天包下前三排座位，请亲友到场捧场，这种热烈的追求方式很快赢得少女的芳心。
1973年，邓丽君事业重心转往日本，两人聚少离多，未料几年后，林振发心脏病猝发逝于新加坡。邓丽君在他的葬礼上，“伤心地哭倒在墓碑前，久久不能自已”。
1978年3月，一名影迷在罗马看见刚与萧芳芳离婚的秦祥林与邓丽君携手享受“罗马假期”。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，在结束罗马假期后，邓丽君又转往美国见了秦祥林的父亲、哥哥和弟弟。
之后，秦祥林公开承认恋情：“开始时，是我追邓丽君。”先前之所以不公开，主要是邓不希望私生活变成新闻，他怕对方不高兴，所以否认。而一直在日本发展的邓丽君则对传闻低调处理且不肯承认，对于共游罗马她也以“巧合”一笔带过。
1979年初，发生了严重打击邓丽君形象的“假护照风波”，台湾和日本都拒绝她入境。
当时的邓丽君处于人生中低潮，于是放下一切，转到美国洛杉矶念书。而与此同时，事业起飞中的成龙正在洛杉矶拍摄电影《杀手壕》。 1979年底，成龙利用洛杉矶拍戏的间隙到海滩偷闲，遇到了正在游学的邓丽君。他乡遇故知，后来几周，仍在美国拍戏的成龙经常利用工作之余与邓丽君约会，然而两人却渐渐发现彼此个性的差异，并产生冲突。
成龙曾在英文自传中写道：“她是典雅的化身，我却是个粗鲁男孩，一心想做个真正的男子汉;她总是穿着得体的名牌服装，我却穿着短裤和T恤就上街;她举止得体，礼貌周全。”
两人最直接的冲突是，“她希望和我一个人在一起，而我在公共场合时，不愿没有我那帮小兄弟跟班。我年轻、富有，被名声惯坏了。我爱她，但我更爱自己，没有哪一颗心可以做一仆二主的事。”这是成龙对于两人关系交恶的诠释。
在与邓丽君分手后，成龙一度封闭自己，直到碰到了林凤娇。
两人分手后的一次颁奖典礼上，主办方故意安排成龙为她颁奖，而她当场变色，宁愿不领奖也不肯在成龙手中接过奖座——这样的伤，这样的怨，也并未见她对媒体大加传扬，倒是成龙自己承认问心有愧：“我觉得心里好辛酸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任性，可能不会错过那么多的真情。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我对不起她。” 但邓丽君生前，亦从未承认与成龙相恋。
成龙之后，邓丽君与“马来西亚糖王”郭孔丞相识。郭孔丞是香格里拉集团董事长，也是香格里拉大酒店执行董事，可说是名门望族之后。
邓丽君与郭孔丞是在1981年10月28日晚上秘密订婚。由于邓丽君是名歌星，而郭家是相当守旧的华人家庭，郭孔丞的祖母向来对艺人有偏见，于是在“未来孙媳妇”见家长时，老太太提出3条件：一是要邓丽君将过去的历史交待清楚;二是嫁入郭家之后，立即退出演艺圈;三是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。
邓丽君是个自主性与自尊心很强的女孩，老太太的要求无疑是在侮辱她的工作。 但当初邓丽君是十分珍惜这段感情的，经过再三考虑后，她曾希望郭孔丞向家中争取：至少，能让她婚后继续录制唱片。
但不久，郭孔丞给了她这样的答复：家里长辈不同意，我没办法做主。 后来，邓丽君和跟法籍男友保罗走在了一起，但她的好友普遍认为，即使那样，邓丽君也不曾快乐过。保罗只是一个伴，邓丽君从未打算与他结婚，她最爱的还是郭孔丞。
1990年，旅居法国的邓丽君那颗漂泊的心灵再度找到了港口。 邓丽君生命中的最后的情人，是比她小15岁的法国摄影师史蒂芬·保罗(Steven Peul)。
邓丽君曾经告诉好友，之所以选择与保罗交往，是因为保罗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是大明星，让她没有心理压力。可能是经济、年纪的问题，这段恋情虽然长达五年，但邓丽君始终低调处理这段感情，直到过世前，对男友保罗的存在亦从未松口，更不曾谈过婚姻大事。
与邓丽君相识时不过23岁的保罗很爱抽烟，邓丽君说了很多次，他还是戒不掉，这更不利于邓丽君的病情。但邓丽君十分照顾他，意见不合时也总是温柔地让他三分。邓丽君哮喘突发时，保罗刚好与朋友外出，身边没有人而且送去医院途中堵车，使邓丽君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间。
邓丽君的去世给保罗带来的压力极为巨大，邓家人的冷漠，歌迷们的怨恨，舆论界的诋毁，这位青年全部承受下来了，他沉默着、忍受着，等待着他心爱的人永远安息。
许多年前，一代人被她的甜美歌声深深陶醉。 许多年后，这一代人在她的歌声中迈向中年、老年。
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，邓丽君的歌不经意地从某家店铺飘进耳朵。
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恍若隔世地想起，自己青涩的初恋。 任时光匆匆流去，我只在乎你。
